人命关天不过一句空话，更遑论人权？

但有宋一代，却是中原王朝史上最宽容的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文臣的尊重超过任何朝代。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更体现在对士大夫私有财产的尊重上，如文官犯案往往只论其罪不抄家产，虽然赵室皇帝绝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但皇帝对文官私财的尊重堪称历代典范。

就以蔡京抄家而论，卫希颜当年怂动赵桓抄了蔡家事实上担着被攻讦的风险，但最终未引起太大非议缘于三个原因：一是得益于金军兵临城下的危机；二是蔡贼祸国殃民，赵桓重用的臣子多对其深恶痛绝；然而这二者并非卫希颜免责的主要原因，她未遭言官弹劾的关键原因是赵桓的诏令非为“籍没家产”，而是“查收侵吞之朝廷钱物”！

同是抄家，赵桓却聪明地玩了把文字游戏——不是抄私产，而是收回国家钱财！当然，这个国财和私产的尺度完全由卫希颜在把握，然而无论如何，蔡府家眷在抄家后依然能够拥有足以度日的私产，而不是如里贾府那般家产全充的凄凉。

这就是宋朝的宽仁！

卫希颜曾对此赞叹击节。她赞叹的不是赵宋皇帝的仁政，而是某种不为人意识到的思想萌芽，这就是人权——西方近代人权的起源，正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上。

在这样一个对文人最宽仁的朝代，如果它的历史不中断，很可能现代司法就是从中国宋朝开始，而不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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