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的用意：

唐宋科考的官本均沿用了汉儒的，但受汉代“天人感应”的影响，突出灾异论，即天灾是上天对为政不当的警示——王安石变法期间，便多次遭到反对派借之语，拿天灾说事，攻讦变法，遂促使王安石坚定了将剥出官学的决心。

从名可秀的立场而言，她认同王安石这一做法。曾经与苏云卿论及此事，道：“孔子修‘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与为政无关，更趋于道象数，而‘诗书礼’三经则为王荆公的诠释研透，反对派难以驳议，相驳者唯尔！”

她这话恰恰解释了为何历来反对王安石新学的儒者皆以驳斥王安石的原因——

儒家讲求济世治天下，而正是孔子所治六经中与政治关系最紧密的，大宋士大夫政治斗争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与学术相连，于是孔子手削的这部先圣经典，便成为司马光的温公学派、张载的关学、邵雍的洛学、二程的理学拿来驳刺王安石新学的笔枪武器。

“胡安国等奏立只是表，他们真正想撼动的，是王荆公的新学。”名可秀在学术上反对一家独大，但绝不容许程氏理学占据大宋儒学的主流，虽说程学当前在朝廷派系尚是小枝，但也要防备它坐大过甚，尤其是对赵构的影响。

她眼底凝锋，道：“胡安国、朱震、谯定三人都兼着皇帝经讲，言传身教之下，难免会让皇帝耳濡目染，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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