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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方大员，李鸿章要出使花旗国那可是大清立国以来的第一遭。

哪怕有奕䜣的全力支持，事情也是极其难办的。

这个时代，最坑爹的清流派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洋务派同样势力单薄，受到老牌官僚的反对。

内阁大学士倭仁与奕䜣大唱对台戏，曰：“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责奕䜣和李鸿章以夷为师，乃是名教之耻。

倭仁是理学名家，在士人中拥有崇高声望，他的表态，引起朝野强烈反响，一时非议如潮。

甚至坊间还有儒林仕子讥笑鬼子六与李巡抚乃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以鬼喻洋人），把李鸿章的使团讥为“鬼使”。

最终还是曾国藩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出来为两人辩驳，“夫学问，本孔孟为尊，然西人舰炮若不察，则兵戎有失，宜以孔孟为道，西学为器。”

曾国藩如今立下保存名教的赫赫大功，说是半步圣人也不为过，他的话，儒林之中无人敢于反驳。

更何况曾国藩说得也很清楚，孔孟为尊，为道，西学只是器。

“器”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手段而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君子不器，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因此，也就是说，出去留学的学子，不过是匠人之身而已，而非“君子”，与诸位高谈阔论的仕子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自然也没有阻拦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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