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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命运，在命理学上来讲，两个字实际上是分开的。

它有两重含义，一是命，指先天所赋的定数。二曰运，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

说白了命乃是人们常说的“天意”，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但是运就不同了，它代表着后天主观改变的机会和希望。

可从实际上出发，人们往往会发现，这两个字并不是那么好区分的，十分容易混淆。

因为人和人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如果再考虑人的主观与被动，发生过的历史和国运大势，就更难分清到底什么是命，什么是运。

所以最能准确归纳出人生无穷变化的，其实是另外两个字，那就是“因果”。它的区分方式也很简单，只看时间概念。

过去发生的一切永远是今天的因，而明天永远是今天的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间的全部大事小情，不外乎如是。

以1981年7月18日这一天来说，“伟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次会面并非平白无故。其实早在1973年3月，当金庸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伟人”就已经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

从此他每天睡前都要看上几页。不但爱不释手，借此放松精神，而且还能从书中人物的命运联想到自身。

而金庸本人不但是位坚决拥护两岸和平统一的爱国者，也一直在《明报》执笔写社论，为“伟人”打抱不平，强烈抨击“运动”的种种悖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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