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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党号召党员找公开职业掩护党的组织。因此,我提出去工厂工作,得到组织批准。通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介绍进了制药公司,当包药工。不久,公司倒闭,300多工人工资无着落。这时,党组织指示我要抓住时机,团结全体工人,展开索取工资的斗争。于是,我组织30多人到设在法租界的制药公司,抓住经理交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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