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你所说，确实有些道理，工商二业，确实不容忽视。”一番沉思，张国纪也终是找不到理由反驳黄汴，只能暂时表示认同道。

“确是如此，在我看来，无工商，便无经济，无经济便难以富国强兵。”黄汴继续加深着张国纪对于工商的认同感道。

“大概这也是如今人心不古，那些落第士子，不再研究孔孟之道，转而去学那范蠡一样，行那谋私利的商贾之事的原因了。”张国纪有些咬牙切齿道。

黄汴听了，心里顿时有些不舒服，张国纪这话说的，明显依旧对商贾经商谋利看低，如何能让身为商人的黄汴好受。

当然了，对于黄汴而言，这些歧视，他早已经习惯了这些言语，故而脸色并未变化。

早在先秦春秋时期，孔子“罕言利”，很少说“利”，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讲究公义的人是君子，而讲究私利的人是小人，从一开始便定性了逐利的商人。

而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坚持一切行动以“义”为准绳。

梁惠王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对梁国有利，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又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这就是说，如果把仁义放后面，利益放前面，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儒家就已认为商人就是求私利而不顾公义，到了之后，儒家更进一步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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