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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身边的亲近人士都知道，他醉心于编史。

为了编史，就必须要收集史料。

这年头又没有图书出版社这样的机构。

在周朝国子监的刊印九经发行前，就连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都只能靠手抄。

倒是有类似于图书馆的机构，譬如朝廷就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这三馆，掌修史、藏书、校书之事宜。

在这三馆中，存放着大量珍贵史料以及历朝历代的文献、诏令、奏议等。

所以古代大部分编史者或多或少都会带些官方身份，因为只有依靠国家力量才能阅读到珍贵的手抄史料。

王溥的宰相身份为他编写《唐会要》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他能够自由出入三馆，查阅他所需要的史料。

但此时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中原王朝与南方各个割据政权时常处于敌对与战争的状态。

这导致南北方的官方交流数度断绝，北方编史者几乎无法接触到南方的史料。

不光如此，即便是此时的中原王朝也存在着大面积史料缺失的问题。

唐朝末期的长安城那真是谁都能进，义军、乱兵、异族轮番蹂躏唐都长安，致使长安收藏的大量珍贵史料在战乱中遗散。

从唐末到如今的周朝，短短六十年间历经五次朝代更迭。

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会导致都城大乱，这令本就不全的史料愈发遗散，甚至失毁。

王溥在整编《唐会要》时就常常面临找不到对应史料的困境，如今听闻李延庆在滁州得到了一批南方的县志，他顿时双目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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