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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复后,天下混元一统就成了定局。
在用人方面,或者说是治理方便,朱谊汐也有自己标准。
简单来说,就是南强北缓。
即,在太平多年的南方,选用强势官吏来推行新政,而在残破的北方选用传统且缓和官吏进行治理。
例如,江苏省、浙江等地,基本上没减免什么赋税,而山东、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基本上减免一至三年不等的赋税。
至于为增加人口,更是停了五年徭役。
这在南方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南直隶出身的人不得担任户部尚书,生怕其对自己乡梓手软。
当然,说到江南赋税重的问题,其实这是个伪命题。
总有人举例,什么南直隶赋税占朝廷收入两成,从而显示江南百姓负担重,以一己之力养活大明朝等,其实更是公知们的偏言。
总体来说,南直隶之所以赋税高,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者,是大量的官田存在。
正所谓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又是经济的反馈。
首先,官田的赋税基本上五五分成,元廷的官田(宋朝文武宗室之田)、张士诚的亲贵家属之田,统统成了大明的囊中之物。
而明初又屡兴大案,如明初四大案,几乎将朝廷的中上层官僚清洗一空,这些文官武将多是江南人,其田地阡陌纵横,也成了官田。
最后,就是迁江南豪强入凤阳,抄没了大量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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