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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许多‘祖宗之法’其实都带有极强烈的‘朱元璋’色彩，从而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当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大多数时候都是徒有其‘形’，而内却乏其‘神’。

早朝就是如此，它也经历了蜕变。其实朱元璋晚年对于早朝也是比较随意的，甚至于右顺门、西宫都举行过早朝。到了永明帝的时代，早朝又经历了比较大调整，而这次调整，相对来说更具有‘人性’，好比日常的早朝，就是每五日休息两日，如遇恶劣天气则免。

不仅如此，时间和程序也做了调整，常朝则更注重奏事，又沿用了唐制的‘常参’制，朝廷官并非需要一体见君，而是依据品秩及重要程度分为了‘日参’、‘九参’、‘四时参’以及‘朔、望’而已。像兵部协理戎政遇开操日，户部总督仓场、礼部提督四夷馆等，都免于早朝。

因为形式简化，所以时间也较之以往后延了半个时辰，不用‘鸡鸣而起，昧爽而朝’，这确实是上朝百官的福音。还有一点比较有人性的是，又恢复了赐食，什么立春饼子、元宵汤圆、端午粽子、重阳糕、腊八面等，俱光禄寺先期上闻，至早朝后覆奏，朝罢赐食。

诸如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为了早朝更具有实质性作用，那就是奏事。奏事也非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早朝上说，而是做了相应的规定，哪些是可以早朝来奏，哪些事无需经过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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