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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并不繁荣，也不萧条。它的建筑偏向于陈旧，却又拿不出罗马、巴黎那种把世界各国旅行者都能镇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没有英雄气概，充满了安适情调，却又安适得相当严肃，这在欧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其他城市一安适就不会长久严肃，而严肃又总蕴藏着某种英雄气概。

斯德哥尔摩的这种气氛，呈现了瑞典人的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而现在，主要是经济选择。

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不能代表欧洲，但它用有效的实践体现了一条思路，不妨多看几眼。

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忽强忽弱，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获得了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块时间。那年代世界上戎马倥偬、喊杀阵阵，各种陈旧的文明和新兴的文明都为荣誉、国土和横财而耗尽元气，只有瑞典记住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到一百年过去，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工业化强国。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瑞典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这就使它进一步避开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强国避不开的严重损耗，富裕发达的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发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个社会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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