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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阙只是色目进士出身的淮西宣尉副使，不算什么大根脚，地位自然与淮南行省左丞相太平天差地别，因此太平一句“我还是扬州行枢密院的知院”直接把余阙的使者顶回去。

但是福寿作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地位只比太平稍稍逊色，而且他还是有大根脚的色目人，出身并不比贺惟一这个大根脚的汉人逊色，他派来的使者同样不客气：“贺丞相，国家让您坐镇扬州是为了总兵东南，行台现在危在旦夕，一旦集庆失守，丞相岂能独善其身！”

“太平”与“贺惟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太平”是真正的蒙古大根脚，而“贺惟一”只是一个有根脚的汉人，这也是太平每次任相都会遇到的麻烦。

虽然他的蒙古语比汉语说得还要好，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蒙古教育，甚至还有一个真正的蒙古名字，蒙古贵族任相也一定要同贺惟一搭班子，但他终究有着汉人血脉，总有蒙古贵族与色目蒙族想找出他勾结汉人、南人图谋不轨的证据。

因此太平也不得不透露真正内情：“我知道福寿大夫在集庆路十分困难，但朝廷之所以让我坐镇扬州总兵扬州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恢复海运。”

与明代不同，大元自国初以来都完全依赖海运糟粮，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粮食从江南运往北方，最多的时候一年要从江南运走三百五十万石粮食，这就是韩宋红巾军起义时“贫瘠江南，富称塞北”口号的来源，但也形成了华北、东北对江南钱粮的极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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