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利民曾是他们村里学历最高的人，在全村连小学生都没几个的时候，他娘和大姐省吃俭用，供他念完小学，又念简易师范。

原想着读完了师范，就回村里教书，没想到土改以后，乡里大招能识文断字，有文化的干部，他被大姐往前推着，推去了乡政府工作。

这些年干部的文化越来越高，他这个简易师范毕业的干部已经不算什么了，县委里最差的也是初中毕业生，大多是中专和高中生，甚至还有像宋恂这样的大学生。

苗利民被一茬一茬高学历的年轻人比着，也很有紧迫感，早就想找个进修的机会充充电了。

“三舅，听说你们县处班今年开了经济学的课程？经济学的课安排在上午还是下午啊？”宋恂问。

“每周有两节，都在晚上，六点半到八点。”

苗利民对这个经济学的课是很感兴趣的，三中全会以后的几个月里，在地区和县里，光是经济研讨会就开了好几轮。

不过，他们这一代的基层干部，很多都是只懂政治不懂经济的。

像地委袁书记那样科班出身的经济专业的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

党校就是针对这种现象，顺应时事，为县处班的干部们开设了经济课。

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运行规律的干部，无法适应新的历史形势。

宋恂记下了上课时间和地点后，跟学校申请了经济学的旁听证，每周抽出两晚的时间去县处轮训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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