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不应适用死刑

辩护人认为，《刑法》有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新修正的《刑法》不应适用到本案中。公诉人的辩护意见存在一定瑕疵，理由如下：

1、如果将‘杀害被绑架人’理解为不仅包括杀害后果，还包括杀害行为，必然导致只要存在杀害行为，不管是造成轻伤、重伤、严重残疾还是死亡，都只能无一例外的判处死刑，这是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有违立法本意。

辩护人认为，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立法本意是强调必须具有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2、在司法解释和相关法律未对‘杀害’一词作出特别规定时，‘杀害’一词的含义应遵循普通人的理解，不应随意做扩大或限制解释。‘杀害’一词作为日常用语，虽然包括‘杀’的意思，但强调的是‘害’，即“死”的结果。

3、‘杀害’一词在刑法分则中，出现过多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二十一条等，‘杀害’是被排除在‘造成被组织人、被运送人重伤、死亡’之外的，需要作另一罪单独评价，实行数罪并罚的。

但是在绑架罪中，‘杀害’是与死刑来配置的，因此，对绑架罪的解释必须从严掌握。按照旧《新法》的规定，本案不应适用死刑。

二、本案定性为绑架罪，不存在‘罪刑失衡’。

辩护人并不反对在绑架罪中适用数罪并罚，如果被告人孙大林的伤害手段特别残忍致导致被害人严重残疾，或者杀害未遂但手段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辩护人认为此时的杀、伤行为应当而且有必要进行单独评价，被告人构成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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