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鸡台东区的墓葬经过苏秉琦先生和相关学者的分类一共有一百零五项、二百三十四目，他们还将这归类、排比并分为了大组，天知道是多大的工程。

要知道，那个年代可是没有计算机的，这种运用形式逻辑对墓葬进行系统整理的方法堪称开天辟地头一桩，直接为我国考古类型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

楚孑虽然知道这本书的分量，但同时也不免觉得可惜。

因为在解放之后，有一批学者并没有完全遵照苏秉琦先生的做法，而是习惯写另一种报告：将一堆墓葬，比如几百个，先进行分类，然后每一类挑其中几个着重描写。

在他们的眼中，苏秉琦先生的报告是在搞“器物排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繁琐哲学，是应该被舍弃的，因为一点都不“进步”。

结果，这帮学者写的报告不仅有的分类完全不对，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全都漏掉了，而且，再加上解放初期的考古水平不太高明，很多事都无法追溯补充，这就形成了诸多遗憾。

比如位于燕京的明定陵、殷墟妇好墓原本的文物摆放等等……

更何况，当年我国也经历过一些行差踏错的时代，浮夸之风同样影响了考古界，导致出现了很多“小墓挖掘出文物十万件”的类似报告，在现在看来简直是啼笑皆非，而那些墓葬发掘时的样子也只能永远留在神秘当中了。

所以，正是这样的后来事，才更能体现出当年苏秉琦先生的智慧与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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