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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朔的朝会基本上都是讨论大事，自从赵祯把早朝，常朝合并之后，大宋的朝会制度就发生了根本改变，所有的京朝官都要参加朝会，并不是那种点卯性质的日常，而是参与国家政事的日常。

这是一种更加责任制的朝会，中书省，门下省向赵祯奏报要事，而出现什么问题，是谁的责任，由谁负责解决，都在朝会上有着一体的解决。

漕运出问题便拿漕运使问责，但漕运使因为身在各地的原因，并不能出现在大殿之上，这就是一个麻烦，而大宋并没有在神都城中设立漕运司。

于是便出现了朝堂上解决但并不能当场责成改正的机会，要通过中书省发文另行通知，再等中书发文各地漕运使，效率低下不说，警醒作用也有所降低。

这次正朔超会上，赵祯便以江州漕运使王砼为例，同时引向整个官制，表达了一种不满，但毕竟是自己祖宗留下的制度，赵祯当然要把话说的清楚，说的完美，不然就是打脸。

“昔日之官制，乃供太祖太宗谋划之用，大宋立国之初国不安宁，外有强敌，叠床架屋实乃无奈之选，因外敌强悍，四海不宁。如今天下大定，海内一清，这祖宗之法已然不适用矣！”

赵祯的话并没有让朝臣们太过惊讶，中书和枢密院两府“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这也是大宋的“文武分权”谁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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