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砚瓦拿到尚济民改后的稿子，不由得心生敬意。从首页题目起，至最后一段，每一页都改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有的在两侧空白处增加大段文字，有的把原有文字成段落删除。整个文稿的结构也做了大的调整。陶砚瓦在台式机上一页一页对着修改，一边改一边感觉确实比原稿站位高，更清晰、更有条理，也更有说服力。

稿子最大亮点，是从当前社会信仰缺失、诚信缺失、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等现象频生，亟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出发，来论证建设新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新楼的功能定位加入了“国学研究和交流”的概念。

“国学”这个词，近年大热。许多学者言必称国学。好象解决中国的问题，就看国学了。

其实细究起来，国学这个词，虽然见诸先秦典籍，但当初讲得和现在的概念不是一回事。首先那时的“国”不是现在的“国”，那时的“学”也不是现在的“学”。《周礼春官乐师》里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由国家设立的学校，与近代以来讲的国学涵义完全不同。

一般认为，如今“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当年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就有日本人说要坚守日本文化传统，即坚守日本“国学”。190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后来逐渐有人主张研究、保存国学，以抵御西风日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有人在日本创建了国学讲习会，章炳麟讲课，鲁迅是学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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