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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牧区干过10多年的矿长，算是半个草原人了。草原上的大事小情，和牧民打交道，简直就是豆腐掉进草木灰里，谁也抖落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门邻居小张干上了副矿长没半年，让矿石打伤了腿在家休养。我退休了，相同的象棋爱好，常来找我下棋，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棋友。

也许是相同的矿山经历，说话很投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那些事，就像一把大黄豆，攥得越紧掉落的越多。草原和身体一样不能透支，透了支花费10倍的努力也补不回来。没钱的时候，豁出体力去挣钱，赚到了钱，身体垮了，再拿钱去治病，人躺在病床上，再多的钱也不能把人拉起来。草原毁坏了，和脸上划了一道疤没啥两样，用疤痕药也修复不好。

巴图大哥和我姐姐是儿女亲家，没少帮倒忙搅合矿山的事，一根筋认死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做法是对的。初到草原报到的那些天，我心想巴图大哥会看在我姐姐的份子上，工作上的事遇到麻烦，他会出面协调的。说到了“佛面”，我抛出了姐姐这张“王牌”，我把姐姐去草原的原因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不排除让巴图进一步同情姐姐，增加我在他心中的重量。小张摸着棋子有些迷茫地问：“你姐姐啥时去的草原？”

一切的安排都是对的这句话，放在我和姐姐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姐姐去草原“插队”，就不能不提我舅舅了。说起来话就更长了：我的叔辈舅舅家有两个男孩儿，舅妈想闺女想疯了，舅舅和舅妈想生又不敢生，就怕再生出一个“带把的”来。舅妈鼓动舅舅把姐姐过继给了当闺女，能在城市里享清福。当时我和哥哥真羡慕姐姐，一夜间由乡下人变成了城市人。姐姐到城市生活不到2年，便响应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离开了那座刚刚熟悉了的城市，去了草原。爸爸妈妈对舅舅和舅妈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姐姐去的那年，两家就断了亲，互不走动。我捏着棋子说：“姐姐是一颗棋子，说算不了自己。其实也不能怪罪舅舅和舅妈，谁叫姐姐不是他们亲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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